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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纪录片:低调中潜滋暗长
时间:2018-04-03 13:49  浏览次数:

2016年,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界,欧洲三大博彩公司,在低调中潜滋暗长。随着视频内容的持续火爆,独立纪录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,一系列纪录片成为年度舆论焦点。

在内容上,纪录片继续观察和反思社会,关注时代的变迁与边缘群体的生存,探求人性的光辉与幽暗,同时也在尽量贴近市场需求,在形式上不断探索。

民间对纪录片的热情持续高涨,越来越多的纪录片爱好者加入拍摄者的行列,纪录片学院、纪录片训练营等专业的纪录片教育机构,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。在12月份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,中国的纪录片首次成规模地进入院线展映,成为年内的新亮点。

纪录片的发行与融资渠道都在进一步拓宽,互联网媒体加大了对纪录片的投资力度。许多优质纪录片不仅收获了口碑,更斩获国际奖项,这些都是纪录片界的可喜变化。

社会观察与文本探索

作为一种深度和高级阅读的载体,相当一部分纪录片代表着知识精英的思考和表达方式。纵观2016年度的国产纪录片,最为突出的依旧是社会观察式类型。比如,欧洲三大博彩公司,入围2016年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《大路朝天》,延续了导演张赞波一贯的风格和水准,围绕湘西一条高速公路建设全过程,对大路两侧的社会与乡村巨变,做了全景式的社会观察。

11月底,斩获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新人单元“评委会大奖”的《塑料王国》,同样揭露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问题:各国洋垃圾输入中国,并被不恰当地处理,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。两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内地导演周浩,对《》评价该片,称它在宏大主题下对人性有细致入微的刻画,是一部宏观视野和细节描写都异常出色的影片,很可能会在明年的各类国际电影节上大受欢迎。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剧照及海报。

内地纪录片界元老级人物吴文光的新片《调查父亲》,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父亲,把“父亲”和“我”生动地关联起来,审视了两代人的人生境遇。导演李维的《飞地》,则像是一场成人礼:一个“不务正业”的青年,跑到偏僻的大凉山,捕捉到一些貌似荒唐吊诡、实则自有道理的社会存在与人生百态,增加了观众对社会丰富性的认识。

对社会现象和边缘群体的观察式记录,是纪录片的重要类型和素材来源,而另一种内省观察式的纪录片也在探索之中。资深策展人冯宇向《》介绍,内省观察是纪录片的另一个力量源泉,比如林鑫的《寇德卡》,片子的构成非常简单:画面主要来自捷克摄影大师约瑟夫寇德卡的摄影作品,以及窗外的工地风景;声音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。这部片子林鑫只用了几天时间完成,但背后是他数十年的积累。

与之类似的是“民间记忆”计划中张萍的《冬天回家》,也是将静态的画作、照片进行动态拍摄,加上作者的旁白,完成整个表达,作者本人的画家背景拓展了纪录片的可能性。

2016年的另一种优秀纪录片样式,是在昔日已较为成熟的体制内电视纪录片基础上,寻找更独特的故事和更诚恳的人物表达。比如,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,讲述了故宫文物修复师的故事,欧洲三大博彩公司,以独特的题材和生动的刻画,欧洲三大博彩公司,赢得了广泛口碑。导演萧寒并非科班出身,其讲述方式既不同于传统电视纪录片,欧洲三大博彩公司,也不同于独立纪录片,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。

一部优秀的纪录片,通常具备讲好故事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产生共鸣等特点。周浩向记者表示,“想表达本身就是中国纪录片里最弥足珍贵的东西”,至于每个人的表达方式是否相同,说得是否正确,表达和观察是主观还是客观,则是导演的个人选择。

以刚刚结束的2016iDocs纪录片论坛为例,本届主题是“家庭与疗愈”,展出的很多纪录片只讲述了一个简单的家庭故事,却深刻地挖掘出人类的情感和创痛。负责人郑琼认为:好片子通常就是诚实地去介入、观察并记录人类的生活。时至今日,即使隔着文化习俗和地域国别的差异,但凡是静下心来去观察人类的纪录片,都会引起共鸣。

《大路朝天》《塑料中国》海报。 纪录片教育渐入正轨

在城市人群中,不缺乏好的纪录片观众。过去,他们可能只是没有机会与好的纪录片相遇。近两年来,纪录片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,可能超出了从业者的期待。11月28日,广州纪录片节“金红棉”影展开幕,开幕影片就是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。当时,中山纪念堂2000人的大厅全部坐满,场面之盛大,让导演萧寒都吓了一跳。

由于纪录片的拍摄成本相对低廉,技术准入门槛也不高,欧洲三大博彩公司,相当一部分纪录片观众,会被渐渐培养成纪录片拍摄者。

前不久,导演周浩带着纪录片《差馆2》去上海放映,发现观众群里有几个学生,他们来自上海政法学院的“纪录片学院”,这让他大吃一惊,国内真的还有纪录片学院?据了解,这是中国第一所专门从事电视纪录片本科教育的新型学院,在广播电视学专业下面设置了电视纪录片方向和电视编导方向。这意味着,过去只能靠个人摸索和个体分享的纪录片业,终于有了类似西方的系统性纪录片教育。

周浩问学生平时看什么片子,学生们回答,“看你们(独立纪录片导演)做的片子啊。”十年前,周浩等人做纪录片的时候,圈内可以去请教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不超过5个。而今,国内的年轻人想要做独立纪录片,可以参考的样片十分丰富,而有资格当指导老师的纪录片导演至少有二三十人。这些导演为后来者提供了行业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样本,包括:胡杰、段锦川、吴文光、王兵、贾樟柯、徐童、顾桃、张钊维等等。

“经常有半路出家的年轻人来问我,纪录片要怎么拍才好。他们比我们当年的方向更明确,起点更高,至少知道路要怎么走,片子可以怎么拍。”周浩说。

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下,拍摄者的数量在持续增加,对“为什么拍”和“怎么拍”的思考也在增加。冯宇认为,虽然大多数纪录片导演比较实在,不断地去实践,但是,“为什么拍”和“怎么拍”一直都是最重要的问题。现在技术进步,手机和单反都可以进行拍摄,但拍出来的东西能不能成立,经不经得起推敲,放到大银幕上会暴露多少瑕疵,都是纪录片爱好者不能忽略的问题。

今日,纪录片爱好者在向纪录片拍摄者转变时,能从专业训练营中得到更多帮助。2016年,在学生群体和民间社会的基数上,纪录片拍摄者数量进一步增加,各种纪录片训练营如火如荼。比如,以学生群体为培养对象的“家春秋”口述史训练营,已经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品牌。而iDocs纪录片论坛的纪录片训练营,因其纪录片大师阵容,以及分享内容的专业性、严谨性和可操作性,备受纪录片爱好者瞩目。

电影节上的艰难突进

与民间纪录片热情逐步升温不同,官方对独立纪录片业仍未予以太多支持。以几大官方电影节为例,长春电影节和北京电影节上的纪录片相对萧条,唯一对纪录片有同等关照的是上海电影节。而民间电影节的情况更不容乐观,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已停展,在北京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像展和江苏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,更像是“没有电影的电影节”。

正如西方纪录片发展也走过弯路,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每个阶段的状态都是真实的,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。周浩认为,国内电影节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各种偶然因素,未必都是体制问题。比如有些电影节遇到障碍,是因为主办者不善于和政府部门打交道,或者电影节被艺术家们做成了社会控诉式的行为艺术。但总体来看,个别民间电影节的关停或延迟,并没有让纪录片导演停止拍摄或改行。

对于纪录片导演而言,纪录片节的存在代表着某种群体性认同。中国独立纪录片发轫之初,就没有形成健全的行业规范,只能靠纪录片拍摄者个体的努力来撑大表达空间。让周浩等人感到庆幸的是,现在依然有很多年轻人有强烈的意愿去表达,要去做影展和参加电影节。“纪录片导演改变不了国家或社会的属性,只能不断地去做片子。改变,源自每个人一点点的努力。”

2016年,通过纪录片节自身的提升和改善,纪录片的展映渠道出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。

作为唯一具备纪录片投融资和交易功能的国家级纪录片节,广州纪录片节已发展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纪录片展,除了助推华语纪录片走向,对海内外优秀纪录片作集中展示,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纪录片交易的成熟,让好的纪录片实现其文化和商业价值,顺利抵达观众。

在专家组成员周浩等人的建议下,12月10日至18日,广州纪录片节精选出50部优秀的国内外纪录片进入普通院线放映,包括:《塑料王国》《中国秘诀:勇气与智慧》《伴我高飞》《我们唱着的歌》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《时尚美魔头》《贩毒之地》《人间世》《恒大足球九(七)班》等,放映地点分布在广州的电影院、书店、美术馆和图书馆。

不同于以往的电影节,此次放映地点中出现了金逸影城、UME影城、天河电影城、星美影城等5家连锁院线的名字,这是中国首次有纪录片大规模进入院线与普通观众见面。这一事件,或将对纪录片产业格局的完善起到重要作用。

发行与融资渠道变革

尽管囿于各种原因,中国纪录片界没有形成良好的产业链条,但总体是在逐步走强,欧洲三大博彩公司,愈演愈热。

纪录片行业之“热”,其表现之一是在“互联网+”模式下,网络短视频异军突起。其数量之大、受众之多,已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传播力量。

2016年是新媒体纪录片播出的“井喷”之年,在凤凰网、爱奇艺、土豆和等纪录片频道,纪实影像的全网点击量已达49.4亿次。在市场运作基础上,各网推出的付费纪录片、点播纪录片、账号合作和“合伙人计划”等,能多方面满足观众对纪录片的需求。

随着视频市场的火爆,互联网媒体纷纷加入网络短视频的制作行列。腾讯视频参与制作的“爆款”纪录片《奇域探秘新丝路》,专栏作家王小山作为出镜嘉宾,展现新丝绸之路上的人文地理,在8月首播就引起轰动,还于11月15日登上旅游卫视,实现网生纪录片向主流电视媒体的渗透。

而今年获得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主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的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(导演范俭),则是由优酷参与定制的。这部反映著名女诗人余秀华真实生活、带有鲜明女性视角的纪录片,是第一部获得该奖项的网生纪录片,也是主流视频平台第一次获得该奖项。而今年备受关注的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《生门》的背后,同样有优酷的身影。

从载体上看,网络视频和纪录片没有本质区别,都在用影像说事,都在发挥类似的信息传播作用。根据公开数据,网络视频用户达5.41亿,其中手机用户达4.4亿。如此庞大的用户基数,加上网络平台的助推,使得纪录片业呈现越来越开阔的态势。

行业之热,表现在融资渠道的增加上。周浩记得,若干年前,南京独立影展创办之初,资金严重缺乏,主办方找到一位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帮忙投资,这位艺术家卖了一幅天价作品,就撑起了一个电影节。彼时的纪录片界,想要拍片子,必须是在导演通过别的方式挣完钱后,才能有资金回来拍纪录片,“融资”渠道几乎没有。

而今,纪录片导演们有各种各样的找钱方法:文化公司资助、电影公司投资、电影基金会(比如CNEX电影基金会)投资,一些主流媒体也开放了对民间纪录片的投资,比如,上海纪实频道、央视纪录频道等。

合作大门也越来越开放,纪录片《大同》便得到BBC的资金支持,欧洲三大博彩公司,但并不意味着国外机构会干涉导演的自由表达。在过去的观念中,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国外机构一定对有强烈的主观想象,“实际上,这种观念可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。”周浩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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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编辑: bolyte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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